2月7日从ICU转到隔离病房/由受访者提供
孙迎春是北京确诊的首批新冠肺炎重症患者之一，于2020年除夕入住北京地坛医院重症监护室(ICU)。
在地坛医院，孙迎春住了28天，其中一半时间在ICU度过。大部分时间，他躺在床上，身上插着各种管子，只有脚能偷偷蹭，医疗器械有规律地响，让病房特别空旷。他能感觉到与外界的联系，就是粗大的氧气管不停地往鼻子里充空气，“像打气筒一样”，但还是喘不过气来。有一次，他最后一次和家人道别。
就像一个老生常谈的故事，让人落泪。刚进ICU的时候，医生对孙迎春说:“你放心，就算上了呼吸机，我也一定能救你。”
在经历了生死之后，第14天他真的走出了ICU，又度过了走出地坛医院的第14天。
2022年12月底，孙迎春隐居，出门戴N95口罩，但也做好了“返老还童”的准备。他向《财经》记者口述了自己的《ICU生存策略》，想告诉大家他是如何得了新冠肺炎的重症肺炎，从鬼门关走出来的。
血氧90，从急诊到ICU
除夕前一天下午去地坛医院看急诊，已经发烧十天了。
2020年1月9日至14日，回武汉看望父母。当时，我听说一种不明原因的肺炎正在武汉有蔓延。我很小心，出门的时候戴了口罩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可能是在返程高铁上摘下口罩喝水感染的。
回到北京的第二天下午，我在家没有出门。我突然觉得有点冷，哆嗦了一下。当时室内暖气23度，感觉不对。第二天开始发烧，最高烧到39度。
我决定孤立自己，再也不出门。我订了两个血氧仪，一天监测几次。在连续燃烧了十天之后，我感觉一天比一天糟糕，但我仍然不愿意相信我有新冠肺炎。我决定我必须去医院，但我的血氧下降到92。前一天的成交量还是96，97。我试过很多次，测之前会深呼吸，还是低。
有经验的同学亲戚朋友推荐地坛医院，说是专门治疗传染病的。我开车去了医院。我不能冒险传染给出租车司机。刚到医院的时候，还能走路说话，但是气喘吁吁，四肢无力。入院时从车上拿行李下来，有些拉不动箱子。
当时医院里发烧急诊的人不多。给我看病的医生是杨医生。他还测量了我的血氧，然后用其他手指测量。我能看出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。经过反复测量，他从心里不希望你得这个病。
杨医生没有穿防护服。我这么说是不是太危险了？他说传染病有自己的机制，应该没事。他还安慰我:别怕，传染病没那么可怕。
检查完，拍了CT(电脑断层扫描)，就去一个空过道等结果。这时候我感觉自己身体里所有的力气都在消失，靠着墙都站不稳了。
很快杨医生拿着CT结果出来了，一脸凝重，说你马上要住院了，这是诊断书。
杨医生一直在一线工作，但从未被感染过。出院后，我特意去感谢他。他非常激动，说我是他签字送进来的第一个新冠肺炎病人。他告诉我，两天后，他在家做饭。他从电视上得知北京一名50岁的新冠肺炎患者已经死亡。“我开始哭，以为是你。你的指数太低了。”
1月23日门诊手测血氧，宋洋医生图片/受访者提供
我入院后，情况真的很糟糕。第一天在普通病房，输液，吸氧，验血。第二天下午两三点，医生给我拿来病危通知书，让我签字。签完之后，我准备了生活用品，去了ICU。
那时候我几乎不能走路，就自己坐电梯上楼。去重症监护室的过道很长。我是做媒体的，一般会拍一些片子来记录。当时我就想，这后面要跟着一个摄像头，太神奇了。
ICU，我害怕不为人知。
进ICU的时候，有七八个人在等我，有医生，有护士，有北京电视台的摄影师。也是我第一次进ICU。
感觉ICU很安静，摆满了仪器，大大小小的屏幕上显示着各种指标，头顶上一台不知道什么东西吹着冷风的机器。
我在ICU图表/受访者中提供
电视剧《大宅门》里，白大师有句台词，“我他妈完蛋了(完了)”。当时脑子一瞬间空白，然后就出现了这几个字——我他妈的迷失了自己。
一被安排躺在病床上，我就尖叫起来，所有人都围过来看着你。这时，一个领头的男医生过来给我听诊，一个年轻的女医生开始大声报告各项身体指标。那些指标我基本看不懂，除了透过防护屏看到医生们的脸色都很严肃。
后来，我得知领头的男医生名叫刘景源。他给我听诊的时候，可能穿着防护服听不清楚，就把防护服解开了，可以看到他的喉咙。我很着急。刘景源说:别担心，我是专业医生，我不会那么容易被感染。
听诊后，刘景源对我说:“你的病情有可能会有一个下行的过程，最糟糕的是要上呼吸机。不过你放心，就算你上了呼吸机，我也一定能救你。”他隔着屏幕说话的时候，我能清楚地看到他的眼神，非常真诚坚定。
通话设备故障，临时换成尖叫鸡两天。图/由受访者提供
ECMO(人工肺)相当于重症监护室里的手术，对医生来说非常危险。在最初的几次中，刘景源自己握刀，并让年轻的医生站在他身后。我身高192cm，体重200多斤。有一次去很远的一个CT室做检查，女护士抬不动我。刘景源和另外三名医生和男护士抱着我进出病房，辗转反侧一个多小时。
于是我就待在ICU，身体里插了很多东西，输液，手腕上测心电图，指尖上测血氧。人躺着几乎不能动，完全被各种管道和电线包围。
那天晚上，我躺在那里，手机关机。当时护士告诉我，不建议患者使用手机。说实话，有一种从未体验过的荒凉感。更凄凉的是，一个中年女医生给我送来了一大盒饺子。我说我吃不了那么多。她说今天是大年三十，你尽量多吃点。
我能看到那个女医生当时的表情，对我特别怜惜，我也能感觉到她声音里的一丝恐惧。后来我和医生们聊起来，他们都说当时也慌了，因为这是一种全新的传染病，对它知之甚少。然而，当面对病人时，他们都不得不克制自己不表现出来。
ICU 24小时机器轰鸣，头一直疼，呼吸严重不畅。深深插入鼻腔的氧气管很硬，氧气很强，让鼻腔和喉咙极度不适。我也流过几次鼻血，鼻腔被血凝堵住了。我把氧气管放进嘴里，用棉签蘸水伸进鼻腔，一点一点清理干净。
ICU只能从这个小窗口看到外面的通道图/受访者提供。
最难受的是半夜根本睡不着。睡了几分钟后，我醒来并试着入睡。我知道，这个时候，睡觉对我来说很重要。
重症监护室的大部分病人都不能动弹或失去知觉。有两次出病房做CT扫描，我在走廊里试着往其他病房看，结果看到的都是一动不动躺着的病人。后来病床紧张，走廊里躺了一些人。
我一直醒着，但身体状况一天比一天差。前几天，刘景源医生一进病房就来找我，脸色特别阴沉。几个负责的医生也告诉我，这个病会有一个下行的过程，然后反弹到底。反弹需要多长时间就看你自己的努力了。
在最开心的时刻，护士拔掉了呼吸机。
在ICU住了第七天，感觉自己要精神出问题了。
隔壁那两个人也不正常。一个大姐，听起来50多岁了，老是哭，能听见护士在劝她。不过，当时我很替她高兴。她能哭能说话，这说明她身体很好，至少不需要插呼吸机。至于现阶段的心理障碍，在我看来很正常。我也觉得自己不正常。ICU的环境太隔离了。
那段时间医生护士一天进病房的次数不多，每次都很着急。不会花太长时间，两三分钟。很多时候，我都是一个人，看着黑漆漆的房间，看着手指上泛着红光的血氧仪，看着门上的小窗——那扇窗外，是一条长长的走廊，一边是玻璃窗。我尽量伸长脖子，这样就能透过小窗看到大窗外的一点点风景。
一天晚上，我突然发现过道里的大窗户窗帘都拉下来了，完全挡住了我能看到的景色。我一下子感到窒息，内心被恐慌淹没。我请护士帮我拉上窗帘，但是窗帘太高了，护士做不到。就在刘景源巡视的时候，我把情况告诉了他，希望他能处理好。刘景源问了一下情况，说这窗帘坏了，也许明天吧。我说不要等到明天。今晚我很疯狂。
刘景源出去后不久，我看见窗帘拉开了，窒息感消失了。过了两天去做CT，看到窗户上贴了一张纸条:“不要拉下窗帘，孙教授要看风景！”护士告诉我，那天刘医生把椅子搬到窗台上的时候，花了很长时间才把窗帘弄好，然后找了纸笔写了这张纸条。
刘景源和其他医生帮我拉上了通道的窗帘，并留下了一张纸条/由受访者提供。
我离开重症监护室的时候，那张纸条还在窗户上。我一直有遗憾。当时我应该把纸条记下来，做一辈子的纪念。
在那些日子里，我不停地听各种音乐和相声，从刘宝瑞到郭德纲，寻找最有趣的笑话反复听。最好的一群同学，还有几个老师也是老师也是朋友，一直在微信上陪我。他们几乎不说安慰的话，像往常一样，他们笑着诅咒。唯一不同的是，大家都没有像往常一样聊得太晚，都希望我早点睡觉。
最难熬的几天几秒我都忍不下去了，就主动找到一个老朋友，让他给我讲讲他过去的经历。他上来就对我说:“你跟我比什么都不是。”他用电脑和我打字聊天到凌晨三四点，把和这次经历有关的东西拿出来给我看。
朋友们的精神帮助是我从身体上走出低谷的最大帮助。
当医生来查房的时候，我会试着和他们多说一句话。当我状态好一点的时候，医生护士也会跟我开个玩笑。每个人都想调节气氛。当时的环境对大家来说太压抑了。
ICU用餐图/受访者提供
我总是胃口很好。我试着每顿多吃点来对抗病毒。那时候ICU病人在医院吃的是小灶，比医生吃的都好吃，有鸡鸭鱼肉蔬菜水果酸奶。那时候我的味觉总是紊乱，吃香蕉让我觉得特别甜，甜到难受。护士问我想吃什么，我说想吃梨。两天后，她从其他部门“偷”了几本。
还有护士给我拿来一大包酒精湿巾，有香味。那是她自己的。当我在床上有些力气的时候，我会用湿巾擦拭我的脸和身体，试图提神。我的脚不挂管子。经常用脚互相搓压，对着床做一些按摩。医生说这么轻微的活动就可以。
有一天，我看到胡子长得太长，就用牙膏当剃须膏。我花了一个多小时刮胡子。刮胡子的时候，要把氧气管从鼻孔里拔出来。为了不惊动仪器，我还是把它含在嘴里。